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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梦到噩梦——美国的基因突变制造了特朗普

Edward P Lazear,知名的斯坦福教授,兼任小布什总统在任时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6-9),于2016年12月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了一篇另人不寒而栗的文章。Lazear描述了美国如何在极短时间内失去优势,遭受了荒唐的基本经济原理(之后我将具体罗列)的逆转,并制造了特朗普这个怪物——在制度和道德上都厚颜无耻,和有史以来最低的支持率,并遭到了媒体和美国舆论的反对(更糟的是,多亏总统选举团,让特朗普赢得了大选,但其民众总票数却少于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他是由一个只去过波士顿、纽约和旧金山的我所不了解的美国选举出来的总统。

思考一下历史前提。伟大的法国哲学家Alexandre de Tocqueville 在19世纪初到访美国——将其定义为“杰出的经济体”——那时,英国的人均GDP比美国高出50%以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4年的研究中,确定美国在20世纪赶上英国,并在二战期间持续超越英国30%。在2014年的相同分析中,他们确定没有其他G-7国家的人均GDP能有望高于美国。

另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数据观点指向其持久不断的经济发展。根据收入动态专门研究小组的数据,2012年,84%的受访美国人比他们的父母赚得更多。同样的相关率还证明了一定的高收入流动性,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出生于贫困家庭的人不一定一直贫穷,同时,富有美国人数中的五分之三并非来自富裕家庭。这是一个显著的社会阶梯,我们开始认识到“美国梦”的实现。

这是推动大量人士尝试——并成功——在美国生活的同一个美国梦。事实上,2009年-2014年,每年都有一百多万人获得了绿卡。正是这个美国梦让21%的欧盟居民表示,美国是他们想要工作的理想国(参照欧盟委员会2010年的一项研究)。

鉴于此,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如此吸引人?

因为美国人勤奋:在所有G-7国家中,他们的工作时间最长(一项着眼于1991年-2014年的OECD分析显示)。与欧洲主要国家相比,他们在不同城市间的工作排名也最高,统计数字是欧洲大陆上流动人口最少的意大利的五倍多(参照欧盟委员会2008年的研究)。

此外,美国市场有6,260万就业人员和6,010万失业人员在流动——在1.5亿工人组成的劳动力中,净就业人数超过250万(2016年)。

而且,美国又是G-7国家中税率最低的国家,总税收和GDP之间的相关率略高于25%,此相关率在日本为30%,在法国和意大利都为45%(经合组织)。

这是综合型经济框架,Tocqueville可以在两百年后依然认为它是“杰出的”。但近年来,其中的许多参数已经崩溃。所以,在美国,子女们不再比他们的父母挣得多,社会流动性就像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地一样陷入泥沼,停滞不前,穷人依然贫穷,而中产阶级正在消失。甚至连预期寿命也开始减少,无人认为能够逆转。

这一切都由多种原因引发——经济和金融——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以及地缘政治的逻辑有关。你只需要考虑所有的幸福可能已在美国人手中终结,如果数万亿美元没有被投入战争——所有的钱都浪费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煽动了几十年。而戏剧性地——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最糟的是——美国中产阶级的贫穷,抗议投票,和特朗普执政的(全球)公众危险都不会结束。

因此,直到几年前,美国才代表了全球最安全的国家。笔者1979年6月到达波士顿,总被善意相待(从未因是意大利人而遭歧视,我从未因为我的国籍而失去浪漫的自豪感)。好吧,你看,在过去几年中,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的具体风险是美国梦将演变成可能是最糟糕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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