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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再平衡,迫在眉睫的流动性危机和人民币

 

由 Miriam L. Campanella执笔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新一任美国总统,在支持者和评论家看来,他改变了游戏规则。涉及了回归制造业工作、税收和基础设施投资,特朗普总统的政治经济体制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范式转移,几乎一下就计划回归到实体经济引擎,打破了美国作为最终消费者的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复兴”,顾名思义,扮演着新的美国经济范式枢纽,且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

提取低成本天然气的新技术为美国在本土制造能源带来了实质性的好处。波士顿咨询公司称,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比英国低90%,比法国低180%,比德国低190%,比日本低240%,而工业用电价格则比法国低150%,比英国低180%,比德国低100%,比日本低150%。

总之,与包括法国,德国和日本在内的同业集团相比,美国的总制造成本分别高出15%-21%,生产力调整后的美国制造业工资比日本低33%,比德国低25%。

能源热潮和更便宜的能源成本,尤其是天然气,是美国贸易赤字缩小的一个主要独立因素;从2006年5.6%的国内生产总值降至2015年的3%。

在劳动成本方面,与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美国跨国企业首选的国外直接投资目的地——相比,美国的低工资不再是种福利。自2001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平均每年上涨12%,因此,中国的工资优势实际上已经缩小到10%以下。

回归美国本土工作是明智之举。假设制造业的就业乘数很高,在其他领域产生了大量辅助工作。基于经济分析局(BEA)的预测计算,对制造商而言,一美元的最终需求价值将在其他服务和生产中生成1.48美元。相比之下,零售和批发贸易行业的乘数要低得多,在其他为其产生的经济活动中的每一美元额外投入分别生成54美分和58美分。(Stephen Gold,MAPI)

“制造业复兴”在新政府的政治议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另一个原因是:解决了美国经常收支赤字的重大政治问题,尽管2005年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4%,达到8000亿美元或世界GDP的1.8%,但已下降到当前美元GDP的2.6%,这仍然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Atish Ghosh和Uma Ramakrishnan写道:“当国家出现大幅度赤字时,企业、工会和议员总是马上指责贸易伙伴,谴责其不公正做法”。

除商品和服务之外,经常收支还受到国家投资超过储蓄差额的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总储蓄已下降为GDP的一部分。家庭,而非公司,以及政府似乎也应对这一趋势负责。此外,尽管储蓄的下降可能反映了通货膨胀的下降,但低利率、预算政策也推动了国内可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国内资金可能出现的结构性短缺。

美国和中国之间就谁应对贸易失衡负责的紧张局势,已促使一些国家在出现重大持久的经常收支赤字,以及其他国家在出现累积大量盈余时,为国际金融体系思考更广泛的影响。

如果这些行动讲述了一个故事,那就是美国政治领袖正在充分利用全球金融危机。重新平衡美国在实体经济中的增长引擎,美国顽固的经常收支失衡将回归健康和稳定的道路。

然而,这个振奋人心的故事也有消极面。

一方面,摆脱贸易逆差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甚至美元走高。法国Natixis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Patrick Artus详述了通过进口税收消除美国非能源贸易赤字的想法。基于没有反击的假说,美国的出口将保持不变,美国应将外国进口减少17%,鉴于从数量上来说,美国进口的价格弹性较低(0.08),这将需要212%的庞大关税,比美国国内价格高出30%,很可能通过进口税收益的重新分配来抵消。更高的通货膨胀将推动美联储利率的大幅上涨和货币的飞涨。而世界其他地区将从17%的出口损失中失去0.8个百分点。

总之,Artus认为,通过海关关税重新平衡美国贸易逆差的政策毫无意义。

除了海关关税产生的通货膨胀影响外,外国生产商的进口减少也对美国国内投资产生负面溢出效应。Griswold认为,“通常情况下,外国人通过销售美国进口商品和服务赚取5000亿美元,并利用这些美元获得美国资产。也就是说,我们的5000亿美元的经常收支赤字正好被5000亿美元的投资盈余所抵消。外资净流入使我们的国内投资水平超过了国家储蓄水平,提高了生产率和增长。如果从政者试图“修正”贸易赤字,只能成功地切断外资净流入,从而导致利率上升,减少对外资工厂的投资。”

美国经常收支缩水的财务溢出也将蔓延到新兴市场。正如Andrew Sheng所说:“当美国经济缩减其经常收支赤字,降低美元流动性,为新兴市场创造债务紧缩的陷阱时,时机就会到来”。

美国经常收支赤字缩水,美元上涨和安全资产转移相匹配,特别是由于美国能源独立而导致的美元出口减少,从而减少了全球经济中的美元供应。就何种因素可能会导致美国重新平衡全球经济出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特别是那些最依赖美元的国家。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意味着特里芬困境。实用的维基百科定义说明:

特里芬困境,或特里芬悖论。是一种理论: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时,有可能造成国内短期经济目标和国际长期经济目标的利益冲突。该困境最早由比利时裔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他指出,当外国想持有该国货币(全球储备货币)时,该国必须愿意提供额外货币供应,以满足世界对该“储备”货币的需求(外汇储备)。

美元供应量减少和美元走强,是国家决策者的合法成果,它将引发信贷紧缩,并增加以美元计价的贸易货币和外汇储备的美元依赖型经济体的开支。

依然最依赖美元的新兴经济体将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因为它们主要以美元进行交易。

美元仍然充足,因为美联储受零利率所困。然而,据预计,供应减少会比预期发生更快。问题在于,美联储领导下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愿意大量供应紧急资金。如果发生全面的流动性危机,新的流动性将从何而来,以保持世界经济的走向?领先的中央银行不会加大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补偿流动性,因为这些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快于发达国家,这会导致信贷紧缩的出现。

上述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依赖美元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一半以上。流动性危机不仅会打击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如果实现的话,显然会导致全球经济的萎缩。

令人沮丧的情况证明,目前的货币体系注定将再次受到美国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回旋。随着2013年美联储削减政策的开始和最近美联储加息的苏醒,以及特朗普胜利当选等插曲的出现,资本流动仍然受到美元升值的推动。相比利益,美元的全球金融动力将带来更多危害。来自新兴经济体甚至欧洲的资本外流将最终推动中央银行加息,并损害全球经济。

出路是什么?经典的特里芬解决方案假设用另类储备货币来解决这个本质上不可能的问题,因为“我的货币,你的问题”将最终复苏。他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平衡的主要国际货币组成的综合“全球货币”。

然而,以美国国债溢回、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持续的美国重新平衡为特色的新兴进化动力,标志着美元支配地位的下降。特朗普总统重启欧陆贸易交易谈判,终止两个跨大西洋贸易项目,就像Philip Stephens 所述:“华盛顿正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造的自由秩序中退出”。市场欢迎人民币,就像曾经欢迎欧元那样,这表明地缘政治势力影响新储备货币的轨迹。如果中国将承担起维持原状的责任,不采取多种替代方案,人民币可能会早日扮演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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