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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安全:中国与世界 -- 罗马诺・普罗迪主席致辞

 

简介

尊敬的各位贵宾,

女士们、先生们,

金融业从未像过去几年那样对世界经济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金融市场触发了一场经济危机。金融改革失利必将危及经济复苏进程。越来越多人认为:如若不能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进行大刀阔斧地整改,长期、稳定的发展将受到威胁。

每个经济组织都拥有一番对健康金融体系的畅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金融界的混乱将对实体经济运行造成长期、无法补救的破坏。只有一个监管得力的全球金融体系才能为我们每个人的未来保驾护航。然而,不容否认,我们距离实现目标还任重道远。

布雷顿森林:一个覆灭的世界

全球政治局势可谓困境的根源。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历史来分析原因。

《布雷顿森林协定》之所以能够统领世界经济达数十年,根本原因在于1944年美国是全世界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因此,国际经济秩序顺理成章地以这个不容挑战的核心为基础设立。只要美国主导全球经济,一切按部就班地顺利运转。然而,随着战后时期的结束,其他经济强国迅速崛起,经济秩序开始紊乱不顺。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昭示着新时代的来临,美国不再是世界唯一的经济支柱。随后,货币和金融管理变得日益复杂,尤其是,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盘根错节地相互角力寻求重新均衡的局势下,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单极化到多极化的长期过渡肯定不利于达成新的全球货币和金融监管协定。

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以美国为首——倾向于拖延变革的进程以保留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持有者的特权;同时,蓬勃发展的国家——以中国为首——以彻底变革货币体系为长期目标。然而,他们也完全认识到:实现目标需要时间;确定新的权力均衡是牢固的、权威的需要时间;使国内市场适应货币自由兑换,银行系统与国家通用准则接轨也需要时间。新兴国家确定了清晰的长期目标:他们希望实现一个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他们也了解要实现反应世界新局势的体系,必须采取逐步、谨慎的方式。目标虽然很明确,但实现目标需要从长计议,过度激进的策略将对世界经济造成破坏性冲击,同时阻碍本国经济发展。

近期在海南岛举行的“金砖四国”会议对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

虽然与会各方均强调了在货币和金融领域改变力量均势的共同意愿,但仅能做出范围有限的决定。他们主张在贸易中增加与会各国货币的利用率;强调改革特别提款权运作机制;保证向仅代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中增加其他币种。然而,这次会议的成果仅限于这些原则性宣言。究其原因,首先,一批庞大的技术难题有待解决;其次,“金砖四国”的长期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已经迈入国际货币改革之路,但这个旅程将是漫长的。

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八国集团(G8)终于向二十国集团(G20)让步。一些人认为,这将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然而,结果却与愿望大相径庭。改革热情随着接连不断的会议而消退。原因之一是经济危机的缓解,但根本还在于G20各成员国之间的客观分歧。高峰会议从伦敦转战彼得堡,时至今日,G20议程逐渐丧失了活力和紧迫性。

国际合作与微妙均势

我们不得不承认形成让所有人欣然接受、对所有人有利的未来均势从而监管国际经济关系与建立合作的难度。

尽管如此,G8向G20的转移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我们承认任何影响世界未来的决策都必须经世界所有主要经济和政治参与者共同做出。然而,由于G20本身的局限性——缺乏稳定而强有力的支撑开展准备工作,这不足以开创国际合作的新纪元。G20仍在试图就一种观点达成协议,即作为有效、复杂的多方参与的国际组织必须拥有强有力的常驻秘书处做后盾。

南京会议的寥寥成果证明,定位于某个成员国的国内政治目标的仓促的筹备会议是不可行的。G20煽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行为被进一步削弱,因为他们迟迟不愿承认国家间的关系已进入新时代。我之前提到的力量均势变化在G20圆桌会议上造成了不和谐的声音,使得达成任何关于构建有序发展的未来世界为目标改革协议异常艰难。尽管自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在重要技术问题上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未发生任何变化,可见,在政治势力分散的情况下,实现全球经济和谐监管是艰难的,非常艰难的。

监管变得日益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政治舞台上金融和经济的角色变得比军事实力更加重要。

虽然单一国家权力机构(美国)不再适用,但由中国与美国双边对话达成的规则也同样不可行。今天的世界只能有多数参与者共同管理。

金融危机的遗产

现在,让我们检讨最近一次经济危机。

从扩散的广度和速度来讲,这次危机绝不亚于令全世界多年陷于贫困的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我不想对两次危机的异同点多加赘述,但我必须说,过去的经验将有利于今天的政府采取补救措施。

面对危机,政府并没有像1929年那样屈服于引入保护主义贸易措施的诱惑,这是最大的区别。尽管呼声高涨,各种政府都深知保护主义对于每个人的灾难性后果,阻止废除为世界经济扩张贡献多年的自由贸易的企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采取果断的措施,政治和经济均势的改变使我们很难了解何种未来权益处于危险中。因此,即使我们没有落入保护主义的陷阱,致力于改进国家贸易监管规则的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缓慢,而且成果甚寥。

本次危机与1929年危机的另一区别在于美国和中国政府向经济系统注入了巨额资金——美国8000亿美元;中国5850亿美元——救世界经济于水火。

我们还应该记住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的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原因是低利率政策,在互联网泡沫和9/11事件后,推动了房地产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其实,金融市场的监管失效,尤其是金融交易在数量和质量上急速扩张的时候。

金融创新的风险

宽松政策有效地消除了恰如其分地区别投资银行和普通高街借贷机构的保护性屏障。与此同时,超低利率创造出的过剩流动性无孔不入地搜寻高收益投资机遇,在诸多领域创造了一系列投机泡沫:房地产、原材料、股市等等。紧随放松管制和低利率而来的是金融创新,传统的经济政策工具已证明无效。本应降低投资风险,促进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却使过去数十年积累的信心一落千丈。事实上,金融创新仅仅将大量风险散布给了无知的投资者。

世界金融业陷于深度的矛盾:日益全球化的金融业却无法制定出全球化的规则。这导致了金融创新不惧愈来愈大的风险,并将其大部分转嫁给不明原委的投资者。

我也不认为一切已成过去。近来,大型投资银行又重拾导致危机的旧习。虽然金融工具被冠以不同的名称,但是操纵工具的人还是一样,他们的投资的风险和晦涩程度与触发金融危机的衍生品无异。我们必须果断地促进监管措施的出台,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任务困难重重,因为各国都在激烈的竞争以防最终的标准让自身处于不利地位。

我们还未脱离“道德风险”,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行为因大而不倒。

这里,我还想强调另外一点。无视潜在社会或经济形式的创新金融,不仅在出错时造成危害,还将成为持续干扰市场的根源,使原材料、石油和食品价格剧烈波动。

当金融操作超过实际交易的十倍甚至百倍,结果将是价格长期失衡,对经济造成致命影响。

这样的情形下,商品进口国很可能将遭遇最严重的打击。

全球市场与国家管制的冲突

很明显,这样的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尽管全球化是一种恩惠、裨益,我们也必须控制其无度泛滥并保护弱者,否则,全球化的风险将使其在政治上不可持续。

我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但我也相信只有在严格的规则和监管下,市场才能顺利运行。我们不能让一个受国立政策监管的全球市场的矛盾体系继续存续了。全球性市场需要全球性规则。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很多国家的监管机关已经发展、增设。。银行、保险公司和股票交易所等都设有各自的监管机构。但是,即使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再三警告,这些监管者仍明显不合要求并在任何时候都优先考虑国家利益。这与全球经济大环境不相容。

一个共同的战略不能局限在一系列抽象的规则下,而必须:

  1. 设立协商一致的市场控制措施;
  2. 防止储蓄银行承担投机风险;
  3. 采取透明规则和财政工具,限制所谓“衍生”产品泛滥;
  4. 设定房地产市场的担保贷款规则
  5. 对评级机构实施严格的专业行为准则。

我们距离实现这些目标仍然任重道远,事实上,我们似乎不愿意将其付诸实施。大型投资银行又一次重蹈覆辙,相信他们会大而不倒。投行高管们的离谱薪酬也开始回升,似乎这场危机及其根源已是久远的过去。80年来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刚刚隐退,金融投资行为便卷土重来。他们变更了名称却没有改变本质!其缺乏透明度和高风险与导致危机的最糟糕的投机行为如出一辙。新一届G20会议本将讨论遏制过度金融投机行为的措施,但由于与会国的分歧而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例如,法国呼吁对金融交易征税,美国希望对涉及高风险投机工具的金融机构设立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规定。

欧元事件

出于同样的原因,金融政策的协调一致与金融政策监管即使在单一货币区也极端艰难。希腊危机和欧元区其他类似的紧张状态是欧洲大国,在单一货币体制建立之初,拒绝接受欧盟监管其国家收支状况的直接后果。这意味着我们无从了解诸如雅典这样的国家巨额赤字的累积,以及爱尔兰等国的银行系统因为其担保而承受的不可持续的负担。国家主权概念——至今仍是禁忌话题——成为经济顺利运行的障碍,因为尽管市场已走向全球化,监管政策和体系仍然是完全国家性的。当然,如果说欧元将失去作为世界经济支柱的地位也是错误的。关于欧元将从世界经济舞台消失的谣言和含沙射影并没有考虑其战略意义。此外,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以德国为首),有兴趣重建国家货币体系,这等于将欧洲分裂为强大的北部和弱小的南部。在德国,在其他很多欧洲国家也一样,大批平民主义者呼吁回归传统国家价值观,导致政治家出于谨慎和伪善推迟做出必要决策。

诚然,囿于选举问题(这也是有情可原的),德国的犹豫不决增加了希腊危机难度和复杂性。然而,不可否认,德国的经济和金融行业完全认识到,正是由于欧元的存在,德国才能实现比中国还可观的贸易顺差。在欧元诞生之前,德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贸易顺差,因为每次顺差的信号一出现,其他欧洲贸易伙伴就迅速贬值本国货币。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这种现象的重要性,我这样来解释:在我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当然不是几世纪以前!——145意大利里拉兑换1德国马克,欧元确立后,变成990里拉兑换1马克的固定汇率。多年来,那种竞相贬值的现象使德国从未实现过贸易顺差;今天,仅过去12个月,德国的国贸顺差就高达2000亿欧元,这在现在及可预见的将来都将形成德国经济体系的优势之一。因此,即使面临严肃的政治压力,也没有国家愿意放弃这样的优势地位。此外,尽管围绕欧元的衰弱前景的各种争论、政治辩论和学术分析甚嚣尘上,市场将继续钉住美元实现保值。

让我们还要记得,今天,欧洲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和出口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当有人问起十年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柱,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世界经济无疑将以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组成一篮子主要国家货币为基础,辅以其他币种。

那些币种以怎样的权重纳入这一篮子货币有赖于具体情况,目前很难预测和度量。当然,我们也从G20会议上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想要寻求一致也不是件易事。

中国的作用与责任

对于中国可以或者应该通过怎样的路径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框架下承担更多、更具体的责任,恕本人没有权力和能力贡献任何建议。这个话题在中国内部、各种世界性学术场合和顶级金融和货币机构都被热烈讨论着。而且,任何就此问题的决策将与中国政府未来计划实施的基本经济政策框架紧密相连,尤其是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十二五规划”的方针。面临未来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中国仍然要解决资本流动监控和银行系统运作等问题。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任务将是采取最适当的措施以解决薪资水平、各省间的平衡、新的福利体系构建和储蓄、消费和投资的均衡。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是:中国将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合作。这种选择也有赖于中国长期保持可持续的增长,以完成1978年启动的改革目标。促进积极合作不仅符合中国的首要利益,也是国际社会赋予中国的必要任务。不管通过调节汇率、促进内需或是两计兼施,实现这一功能是中国政府的全权责任。

从长远看,拥有一个透明的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金融体系和灵活的汇率制度符合中国利益。

这可能需要多年的努力(欧洲花费了30年),但银行和货币体系的开放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没有必要即刻行动,但是应不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

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方向。

中国的通胀问题最令人忧虑,也是其未来经济的最大威胁。多年来,中国通过国内企业家倡议和驻华跨国公司控制全球市场的工业产品价格。在初级阶段,中国通过低劳动力成本实现竞争优势。近年来,工资的强劲上涨被生产力的提高抵消,生产成本维持不变。此外,低端生产被转移到更贫穷的省份,发达区域进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和研发活动。这种有效改革将威胁,甚至阻止由上涨的国际价格和国内生产成本共同驱动的通胀趋势。即使科技创新,尤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创新,成功缓解需求压力,中国也将永远成为食品、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大户。没有人能确切预测未来价格的走势,现有的一切信息表明价格将持续上扬,尤其考虑到人口总数的增加以及世界各国成百上千万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人们的强劲需求。

除此之外,中国国内房地产市场也值得关注。随着国际价格上涨,这些行业的价格也将水涨船高,不易被国内生产率提高抵消。显然,广泛影响低收入人群的食品和交通领域风险最大。遏制通胀失利将自然促使调整措施出台,结果将严重影响中国以及全球经济。我们还不能忘记,房地产是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唯一活跃的产业,阻止了金融危机酿成全球悲剧,缩短世界经济深陷滞涨泥潭的时间。

日益增强的全球经济依存度

我匆忙中绘制的图景把我们引向不容否认的结论:世界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相互依存。回忆下近况:标准普尔公司对美国国债前景做出消极评级。理论上,这种结果本应是美国自己应担忧的问题。事实上,全世界都因此陷入焦虑,尤其是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中国。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与美国、欧洲的利益是对立的。但是,中国的通胀无疑将严重冲击西方经济,同时,美国债务风险的增加也令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机构投资者惊恐。我们也应该反应现实,包括中国、美国和欧洲在内的世界最大能源进口国在决定证券发行问题时应全力合作。我还能给出很多其他领域的例子,结论都证明经济和金融安全需要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共同制定协同战略。

构筑多层次的未来世界

势力的分散使得达成协同战略异常艰难。在一个权力分散的体系不仅涉及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工业企业、银行和金融组织、压力团里和非政府组织也对国际政治决策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即使影响力比起国家要弱的多。如此众多的参与者使得机构运行和形成集体对策日益艰难。

这种推断当然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概括性表述。但是,如果我们囿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与金融关系,那么,对顺差、斥资和失衡的监管很明显不能采取双边的方式而是更强有力的多边方式,依赖于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所有其他多国仲裁的组织发挥前瞻性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广泛的框架下解决世界金融问题,而不能在现行的政治环境下。

我们在这方面面临诸多困难,我已经在讲话开始做了概述,处在过渡阶段,各国确信他们能够实现服务自身利益的结果,从而尽可能地推迟协议达成的时间表。

我最后想说的是,这种想法是极其偏激的。如果我们希望克服危机,如果我们希望实现世界经济和谐发展之路,一个全球性协议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多极化世界必然要建立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

                                                    

罗马诺・普罗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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