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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中国与世界 -- 罗马诺・普罗迪

粮食安全:中国与世界

罗马诺普罗迪

中欧国际商学院(CEIBS)中联重科中欧教授对话

挑战

我们面临三大全球危机——环境、金融和粮食。其中,最尖锐的要属当前的金融危机;最令人恐惧的是隐现的粮食危机;最令人担忧的是气候变化。三大危机各有不同但又紧密相关。

我们不宜在这里深究每一项挑战。但让我们试想一下:全世界每天新增人口22万,那么到2050年将有30亿人仅靠每天不到2美元的收入维持生活。城市化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粮食填饱人们的肚子,更多的饲料喂养牲畜,同时,越来越少的农民耕种土地、生产粮食。生产活动倾向于转向最具竞争性的地区。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出于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变得更加开放的粮食贸易又将面临更多管制。

另一项挑战是日益加剧的市场波动性。市场波动是股票涨落、粮食供给失衡和市场细分化、汇率、消费者敏感性以及食品的质量、安全性和价格等因素造成的结果。其次,生物科技、纳米技术、精准农业、碳汇和信息技术等创新引入的时机和应用也存在不确定性。最后,既然市场不付费,土地管理者提供的农村景观维护、环境保护及生物多样化等农业公共服务该由谁来买单呢?

 

粮食安全

农业用地正在承受压力。地球观察研究所认为,世界粮食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激增、加速城市化[1]、生活方式变化、地下水位下降和灌溉用水调入城市。所有这些因素导致适宜耕种的土壤流失,并影响土地的质量和使用。水资源匮乏意味着粮食短缺。尽管每人每天的饮水量仅为2-4升(不同形式),用于生产每人每天食用的粮食则需要耗费2,000升水(即,每卡路里食物耗用1升水)。

再者,持续的过度耕作和过度放牧、不断增加的生物燃料制造、贫困国家对谷物基肉类生产的青睐、水资源锐减和气温上升导致的粮食减产等因素使局势更加严峻。同时,农民不知道如何平衡粮食供给、节约能源和水源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坚定地相信:善用稀缺的水资源不等于生产更多的燃料、更少的粮食。我们实实在在地目睹着粮食与燃料之间日益激烈的角力,以及美国和欧洲农业市场结构的转变。

即使多数高产农耕地已被开垦殆尽,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地区仍有适合耕种的优良田地。即便这样,也不足以满足需求。这些新地或贫瘠、或污染或因产权纠纷和/或财力不足难以开展粮食生产。此外,多数适合播种的耕地面临政府管理失善、薄弱的咨询配套服务及必要交通基础设施的缺失,无法将粮食运往国内外市场[2]

因此,满足世界粮食生产增长需求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提高现有耕地的生产率。诚然,技术将成为持续提供产量的助推器。低整地或不整地耕种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留水分、提高土壤碳含量、降低能源需求以及风、水侵蚀。然而,能够提升土地生产率的新科技正在减少,小麦、稻谷和玉米的收成也囿于光合作用效率的限制无以复加。尽管印度、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农业收成有望大幅提高,也很难扭转全球农业生产率增长下降的趋势——从60年代-70年代的4%降至2000-2030年的不到1%(预测)。

当前,欧洲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但其作为世界粮食供应商的作用正在衰减,欧盟27个成员国的纯粮食贸易的状态有恶化趋势。2003年/2005年-2013年/2015年间,欧盟内谷物和油料种子的需求将大于供给,同时从小麦的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部分原因在于向生物燃料生产的转移。结果,正当粮食产量在那些粮食进口需求增加的国家出现显著滑坡时,欧盟协助对抗全球饥饿的能力不升反降。

诚然,欧洲仅是一个参与者,美国的农业也遭受着同样的境遇。其实,所有国家都不得不改进粮食安全政策。其中很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如若不进行土地改革、制定利于农民的粮食价格鼓励政策、限制城市化,无从促进农业生产。

粮食危机可能已经缓解,但别误会:危机还将再次来袭。发展中国家占全世界粮食进口额的三分之一,且额度还在继续增加。粮农组织已经发出“安全错觉”警告,预计低粮价、高投入成本、紧缩的出口信贷和条件等综合因素将酿成比近期更严重的粮食危机。

全世界争抢粮食和耕地的迹象众多。据粮农组织估计,一些国家发起的获取海外农用土地的竞赛有形成“新殖民体系”的风险。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正在寻求租用或购买位于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等国家和地区的大片肥沃土地,以满足本国粮食需求。土地的争抢充分显示出粮食安全问题的严峻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一国持有的外国农业投资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将引发怎样的政治问题。

很明显,银行业危机也对粮食供给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种植、投资和贸易。世界上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信贷额度购买粮食;大型粮食出口商苦于缺乏出口信贷。粮食大宗交易市场反复无常、波动剧烈,使得易货贸易显得格外诱人。

如果当前全球粮食需求与粮食供给达到合理的均衡,仅仅是由于大约10亿人正在忍饥挨饿,另外10亿人营养不良。如果他们能够(他们也应该)取得足够的收入填饱肚子,世界粮食市场将面临灭顶之灾——需求远超供给,价格飙升。对于全球粮食完全依赖进口的76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将是致命的。

世界粮食失衡的惨淡前景不容任何人袖手旁观。截至2050年,全球新增人口将近30亿(三分之二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其中8个国家[3]占47亿人,他们之中多数没有适合的气候、土壤和其他必要条件实现粮食自给。

 

环境安全

农业生产活动释放温室气体,因此气候变化对农业来讲可谓喜忧参半。

从长期上,环境安全影射粮食安全,因为没有足够的清洁水源、适合耕种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粮食生产实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相反,环境恶化问题不解决将危害农业和农村的未来,有必要进一步降低农业温室气体排放。

我们必须继续研究更多的环境友好型农业投入和实践。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改进光合作用效率、碳捕捉、氮气固定及其它流程以增加生物量产出。生物科技有望使得盐田适合播种,进而利用边缘或弃用的耕地。耐热家畜品种,改变动物的饮食模式降低甲烷排放等研究也颇具前景。这些研究领域虽大有可为,但对于扭转当前紧张的农业生产趋势仍值得怀疑。

鉴于我们面临的全新挑战,我们有必要对现行的农业政策进行彻底整改,阻止不可持续的实践方法,改善资源生产率(这比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加重要)。

(根据粮农组织统计,农业占二氧化碳排放25%,主要原因是滥伐森林,占甲烷排放50%,产生于稻谷和发酵过程,占二氧化氮排放75%,主要来源于施肥)。

对于走出死胡同,我们并非无计可施。例如,欧洲已成功将农业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份额从1990年的11%将到2004年的9%。

随着农业支持力度下降,气温、排放和环境恶化趋势上升,能够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的由农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应该得到更密切的关注。欧洲土地管理者助力提供公共产品,包括生态系统服务、碳汇和优美景观。但是,欧洲农民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仍然超出健康环境的标准。如果我们对环境平衡置之不理,农业生产就会遭殃。如果农产品价格持续上升,预计生产成本也将随之水涨船高,土地管理者生产生态系统和其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机会成本也随之上升。如果2013年后直接农业给付下降,我们可能看到农业集约化和农村环境遭忽视。

这里有两种解决方案。或寻找一种方法赋予公共资源富有吸引力的价格,或如果无径可循,不希望或无法给公共资源贴上标签,那么就提供必要的补贴,确保农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不管怎样,为了保护我们的地球,我们需要无法购买的诸多公共产品附上价值。

 

全球市场中的国家贸易

全球化之两极化:一些人认为,全球化是救世的不二法门,消费主义是幸福的通行证,过度限制市场将导致贫困;另一些人认为:这是“虚假黎明”,遏制就业,全球化金融体系的赢家是公司窃掠者和投机者,他们牺牲生产工人和投资者,利用市场波动牟利。这反映了当今管理危机的沉渣。

我不认为全球市场体系内无休止的贪婪和并购可能产生理想社会结果。无论如何,我是一名市场全球化的支持者。原因基于两点:第一,发挥作用的市场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发展的驱动力;第二,以竞争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对所有参与者均有利。

我认为,我们需要鼓励追求利润,但是同时要赋予更多人性化因素,帮助那些缺乏竞争力和被边缘化的人。

世界贸易呼唤更多的责任和公正,避免全球化使得少数人极端富有,而排挤其他大多数人。这主要意味着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差别待遇——暂时的贸易保护——使得他们赶上更具竞争力的先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应该在面临粮食进口激增时寻求自保。这是奠定多哈回合谈判的主要基石,事实上,也导致谈判破裂且短期内无望重启的主要原因。

多哈回合必须另辟蹊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牵扯贫穷国家的产品征收高关税。其中一个证据是美国政府从进口鞋类(来自欠发达国家)中获得的关税收入要比进口汽车高得多,尽管汽车进口价值是鞋类的十倍。

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写道,如果多哈回合谈判达成协议(近乎于达成协议),它将如同乌拉圭回合那样惩戒发展中国家。原因包括:“优惠差额消失、贸易税收入损失、机构疲软、缺乏足够安全网、高昂的执行成本、缺乏经济结构改革资金、穷人难以应对短期雇佣问题。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供给受限、生产率低、基础设施简陋、科学技术匮乏、不完全市场无法发挥自由市场优势。”

实际上,国家谈判各方的力量存在明显不对称:发达国家从国内市场自由化中获益,因为他们有能力进行市场调节,发展中国家对其施予的干扰是微乎其微;同时,发展中国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除非给予金钱和时间,他们无力进行市场调整。此外,为加入WTO,他们还不得不接受异常严苛的条件。正如斯蒂格利茨先生所说,“中国不得不同意进行远远超过其他成员国义务的大幅度农业关税削减,不得不接受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别保护措施条款,允许单个WTO成员在中国产品激增时采取限制措施。这将导致大批针对中国的歧视性措施出现。”相反,美国宁愿让多哈回合谈判破裂,也不愿意接受印度失败而不接受印度意在保护本国农民的暴涨条款的要求。

随着粮食的日益匮乏,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期望主要粮食生产商在市场准入中面临更小的竞争,而净粮食进口国在购买产品时面临更多竞争。我们可能会看到贸易保护的形式由进口壁垒转为出口管制。这些国家生产散装农产品经历过供过于求的时期,从而倾向于拒绝进口请求-如同2004年越南拒绝中国的粮食进口请求-或者实施出口限制或直接进行易货贸易。

易货贸易危及资源的高效配置,抽干粮食库存进而损害其他贸易伙伴,限制竞争及推高价格。这不是我想看到的情景。然而,出于切实的粮食安全考虑,这种行为必须予以理解,因为没有政府会忽视自身的安全。我们可以从这些讨论中得出结论,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在于没有关注全新、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粮食贸易自由化来实现。

农业是发展和贸易的关键,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以农业为生。如果某种神奇的力量消除所有农业补贴和进口壁垒,粮食价格会出现暴涨,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国家将获益,但粮食净进口国将遭遇困境。

不管怎样,农业与其他行业性质不同,在贸易谈判中应予以区别对待,气候和地理,以及土地和劳动力等重要生产要素完全或基本上不动产。相似地,粮食与其他类产品的性质也不同,它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和权力。这就是世界各国都采取了自信能满足自身需求的农业或粮食政策。这也许阻碍了某些贸易活动,但并不是阻碍贸易的最根本因素。

我相信如果我们对中国和印度能够抗衡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抱有更多信心,上一轮贸易谈判应该能达成协议。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这样也是好事,如果能对实现“完全公平贸易”达成协议,那么大家有望重回谈判桌。

毫无疑问,我们将迎接一个粮食紧缺的未来,粮食投入和产出的价格高昂切波动剧烈。粮食短缺将随着管理贸易、资金匮乏以及环境恶化而加剧。气候变化置所有商业及整个社会于逐步积累的长期风险之中。仅仅农业的失败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哀鸿遍野及人民的大迁徙(联合国预计500万人)。

市场失去了它的魔力。近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证明,市场可能失灵。失败只能通过适当的法规解决。开放贸易和相关财政问题有赖于法规。如果粮食匮乏不继续恶化,非贸易性的农业补贴扭曲有必要继续存在,不仅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继续存在。然而,我们必须共同应对挑战,改善现有的国家农业政策,以获得最大产能满足国内粮食需求,如果可能,协助满足不断增长的全球粮食需求。这要求改革农业政策,尤其是帮助减缓并调整以适应气候变化。南半球各国尤其需要引入土地改革,允许穷人利用土地,采取恰当的粮食定价政策。但是,这也许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制定更多宏伟的环境政策确保粮食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以满足全世界需求,减缓气候变化并作出调整措施。

全世界的农民将扮演核心作用,有权利寻求满足食品需求、节约能源及水资源、保护环境的途径。如果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以支付得起的价格购买到足够食物,那么,即使不改变生活方式,我们也不得不改变饮食习惯。

 

结论

结论是,我们面临着艰难的根本挑战:截止2050年粮食生产率将提高一倍,我们如何以这些必需品满足90亿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挑战我们很难赢得胜利,但可能是惨烈的失败。

为避免悲剧,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处理重大问题时,我们必须深思熟虑行动路线,这些路线即使其中某些环节或全部出错,仍然能起到作用。

第一,我们必须极大地提供农业生产率。制定提高农业研发的全球计划,为创新在全世界迅速推广创造政治、技术和经济条件。全国和国际工作组需要在被忽视的区域普及最佳实践知识。

第二,我们必须结束能源与粮食的竞争。粮食始终是头等大事。必须采取限制措施,抑制非粮食用途的农业生产的激励措施。

第三,及时我们必须强调多数更低已经被开垦,并且用于城市建设,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土地。

第四,我们需要更高效地利用现有水资源。我们应该采取农业灌溉新政,实施、普及最佳水资源节约技术及削减非农业用水。因此,我们要更切实地参与对世界主要流域的水资源利用并加倍努力开发抗盐水作物。这关系着粮食危机及能源生产的解决方案。太阳能的重组公积——目前中国为领军者——将在20年后实现海水脱盐,将农业延伸至沙漠地区。

第五,如果我们不实施这些政策,我们肯定会面临食品价格短期内普遍的飙升至不可接受的程度,造成无法忍受的饥饿和社会动荡。因此,我认为,鉴于不断增长的世界粮食需求,中国应该激励美国、欧盟、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其他相关各国,制定新方案以应对突出的食品安全挑战。


[1]估计每增加100万人口,需要4万公顷土地划归基本生活区。

[2]例如,巴西谷物用地及新农业定居区的增加将对环境造成消极影响:土壤持续性、雨水循环、生物多样性和全球气候影响。一些国家,尤其是非洲,如果不引入农业改革和/或令人气馁的定价政策,将举步维艰。“非洲的土壤是全世界最贫瘠的,贫瘠的土地导致低劣的收成。(科菲・安南)”土壤贫瘠,铁含量过高、缺乏氮、钾和锌。由于营养物质沉积率非常差,土地无法保留天然或人工施加的肥料,多数肥料都被冲刷掉了。非洲每年流失800万吨土壤养分。多数土地严重降解,9500万公顷土地的生产率下降。

[3]印度(15亿)、中国(14亿)、美国(4亿)、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各3-3.5亿)、尼日利亚、孟加拉和巴西(平均各2.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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