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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与世代冲突

由Fabrizo Biondo执笔

俗话说:“命运总是充满了讽刺”。

我们的统一货币亦是如此。

欧元自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认为是一项政治而非经济工程,创造单一货币区的纯粹经济原因始终充满争议。除去关于欧元本应给予欧洲经济的关键规模优势以外,欧元之父的主要目标是期望实现这片饱受战争创伤的大陆的一体化——主要政治目标。相反,德国决心通过德国统一的“甜味剂”克服不确定性,咽下德国马克终结的苦果——另一个政治目标。

因此,欧元成为当今主要欧洲国家自战后以来最大的争议焦点实乃极大的讽刺。推行欧元的初衷是促进和解,然而,短短10年,欧元却濒临崩塌的危险,不但没有平息纠纷与偏见,反而使其愈演愈烈。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诚然,通过极端讽刺的方式概述欧元的新情况就是所谓的“世代冲突

根据欧元之父的初衷和声明,欧元应通过统一市场和更大的工作流动性搭建欧洲青年一代通往幸福之路的桥梁。事实上,欧元正在扼杀众多欧洲年轻人的进步与发展抱负。为什么?

单一货币区控制通胀预期,进而国内利率趋势的短暂优势主要基于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即不那么高效的国家能够通货货币跟上高效国家的发展步伐。九十年代,在所谓的墨西哥金融风暴期间,很多采用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机制的重要南美国家强烈意识到选择放弃其货币和汇率政策(自然而然连带其财政政策)掌控权的危害性,极大地削减了其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使脆弱不堪的体系走向不可避免的破产。自此,拉丁美洲的大部分主要国家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一些南美洲才华横溢的大学毕业生,他们从耶鲁、普林斯顿和沃顿毕业以后进入商务部和地方中央银行谋职;那些没有效仿的国家在此后付出了代价(阿根廷、厄瓜多尔、乌拉圭等)。

相似地,当一个类似于意大利的国家—80、90年代曾经频繁通过货币贬值缩小与更加高效的伙伴的竞争差距 — 加入欧元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意大利的国债累积量几乎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两倍,隐含的假设是意大利应该能够开启生产力、效率和创新的新篇章。然而,一经加入欧元,意大利将无法再使用货币贬值的手法,因此,意大利应该日复一日地努力提高竞争力。

不用说,这项假设也不太切合实际。

自从此采用欧元以后,鉴于其企业的发达生产力和社会合伙人之间的高效议价机制,德国不断限制其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增长(<10%)。与此同时,这些成本在欧盟区边缘地区飙涨(+30/40%),造成商业领域的逐渐失调,进而破坏了收支平衡,最终,导致公共财政的失衡。这些失衡已经开始深刻影响欧元区的发展趋势,并逐渐地以日益尖锐的方式影响欧洲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德国、荷兰和芬兰的银行担心边缘地区的债券集中度已开始逐渐降低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的敞口,以至于,今天,欧洲银行间市场已经彻底消失,被欧洲央行间市场取而代之。

长期再融资计划(1)和长期再融资计划(2)等措施进一步恶化了怀疑的风气,正如马里奥·德拉吉和大部分欧洲机构虚伪地炫耀的那样,这些措施再一次从本质上以有利于国内债券而不是支持国内经济的边缘银行套利结束。

欧洲官方应对危机的错误应对方式(我个人认为是基于对其深层次原因的故意误解)最终导致失败。危机的根源在于体制本质,动摇了其根基。他们是经济根源并与竞争力差距紧密相关。

当竞争力的重要差距浮出水面,我们有两种弥合差距的方法,两种方法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多数低效国家将严重丧失购买力,即欧元区边缘地区。

第一条途径(我们经常首先采用但从未见效的方法)就是维持固定汇率并通过紧缩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恢复竞争力。理论上,这条途径非常具有启发性,因为:首先,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贬值,然后通过消除浪费和低效恢复能力,通常是比较受推崇的选择。然而,事实上,考虑到经济活动创造的恶性循环,这种方法过于耗时。因此,政治力量很难能够从始至终获得普遍的鼎力支持。市民看到其代表们不断地削减工资和养老金,对收入和财产征税,但没有从发展的角度获得任何明显收益。一段时间以后,最初的赞同彻底丧失,社会无政府状态逐渐蔓延,导致不可避免地作出计划调整。

在第一种方法失败以后,第二条途径,就是贬值。对于地方政治的优势就是市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悲剧最多维持数周时间。因此,随着时间飞逝,存在将责任转嫁给他人的现实可能性。以希腊为例:目前,激进左派政党联盟 (Syriza)在调查中领先约30%。这明显向选举人传达了富有争议的信息:保留欧元,拒绝紧缩政策。如果欧洲决定坚持尊重在第二套方案中约定的调整计划,假如被新政府抛弃,希腊金融体系有可能崩塌,欧洲将停止分配救援资金。因此,无法支付工资和养老金而掏空地方银行的希腊政府将被迫重新启用德拉克马,冻结银行账户并严格限制资本境外转移。谁当因此受到责难呢?显然是,欧洲。

鉴于本人从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各种危机中获得的15年经验,尽管在开始阶段将具有破环性,事实证明只有第二条路径可以根除问题,并奠定持续发展的基础。所有与欧元区边缘经历相同遭遇的国家终将无奈地放弃并屈服于不可避免的贬值。但他们是迫于市场压力,对于市场经济,只有经济原因而不是“投机”比政治更强大。

今天一无所有但必须创造未来之路的欧洲青年们应该遵循第二条路径。从这种思维方式上讲,获取比如工资、养老金、收益和房地产等权利的老一辈人将失去很多。因此,在欧元区边缘国家,技术型政府成员的平均年龄都非常高,这已经不是偶然。受到数百万年轻人关于未来的责问,中右派支持房地产和收益,中左派支持工薪阶层和退休人员。

毫无意外,欧洲应该为达成完全的财政、金融和政治联盟实现果断的飞跃。否则,竞争力差距驱动的离心力将导致分裂。如果他们不采取果敢的措施,免受欧元终结的巨额成本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否则可能导致更加坚决的倒退。如果那样,我们就有的是时间互相指责了。

普通市民不禁纳闷,加入欧元区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的答案是,加入单一货币区本身无所谓绝对的好事或坏事,只是改变了游戏规则而已。传统上不那么富有竞争力和效率的国家,比如90年代的意大利,需要在众多领域(工作、法律、税务机关、大学等)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脱离汇率机制,尤其是固定汇率制度的影响。实际上,如果不施行上述改革,这个国家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丧失竞争力。因此,货币机制通过竞争贬值或国内通缩和/或相对的工资趋势影响着弥补竞争力差距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加入欧元本应是实施必要改革,避免市场波动的契机。错失的良机已经适得其反。竞争力差距扩大,这个系统不能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现实的弥合方式。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该谨记,当市场的不信任能够超越汇率,能够暂时改善国家的竞争力,尤其是当出口为重要行业的情况下。因此,问题机械地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尽管以短暂的方式并具有副作用。相反,但这种不信任仅以利率的方式展现,仅存在单面消极因素,通过债务陷阱的恶性循环遏制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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