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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欧元,挽救欧盟

由 Michele Geraci 执笔

1952年,当二战的硝烟尚未落定,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签订了关于战后欧洲跨国组织的《巴黎协定》。1958年,这些协定国签署了《罗马条约》,标志着欧洲共同体正式诞生。1973年,英国加入该体系。20年前,一些欧盟国家在马斯特里赫特举行会晤,奠定了统一货币“欧元”的基础。当时,27个国家是欧盟成员国,其中17个是欧元区成员国。我们的中国朋友引用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诠释了这一事件的影响力:试想一下,投资、人员和服务在亚洲各国自由流动吧。例如,日本人能够自由地移居中国,中国人能够自由地移居到越南……与此同时,亚洲各国将使用统一货币,比如位于菲律宾的亚洲中央银行确定货币政策和通胀指数。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对吧?但欧洲做到了!

自从签署首批协定,欧洲历经长达70年的和平和经济繁荣,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这样。这些年来,欧洲国家和欧洲人民互相谅解,经历了和解过程:战争时期的仇恨已经被友谊和合作所取代。在人类历史上,鲜有如此成功的先例。不管未来欧债危机将造成怎样的破坏,我们都不能否认欧盟的历史功绩。

谨记这一前提,让我们把焦点转向此次欧元危机。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面临着两个不同的问题:国债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尽管这两个问题相互交织,但截然不同。前者是由过去几十年某些国家实施了乏力的财政政策所致。后者是由于欧元系统创建过程中的基础性结构问题。欧元问题成为论坛的焦点是国债危机的严重性决定的。这些是不同的问题,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其他问题也未必迎刃而解。国债危机之所以如此棘手,须要密切关注,是因为国际债券市场没有耐心,等待17位国家领导人采取统一的行动。此外,欧元区国家内部存在很多不同的政治观点,因此,欧元区既没有发出一种声音,也没有发出17种声音,而是34种,甚至更多。我们可以设想,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建设性的进步也会很快碰壁。

我认为,应该解散欧元区:尽管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了成功,但统统货币区必须建立在巩固的经济基础之上,而不是海市蜃楼般的政治愿景。自从2000年以来,欧洲经济相比稳定,因此,欧元区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受到质疑。直到现在。不幸的是,各国政府目前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仅仅是短期的解决方案。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重塑信心(对于那些相信他们的人来说),但无法解决共同货币区的根本性问题。共同货币区必须满足一定条件,而现在,欧洲没有满足这些条件,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太可能满足这些条件。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条件到底是什么吧。

首先,每个欧洲国家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的控制权,将其转交给中央银行。这已经实现了。但是……我们知道,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控制通胀,刺激经济增长。此时此刻,这两项任务应该由法兰克福的工作人员负责,他们需要代表17个国家履行通胀管理的职责。而且,最奇怪的是,根据其官方使命,欧洲央行只负责维持价格稳定性(即通胀决不能超过一定值)。但管理17个国家的通胀绝非易事。事实上,在欧洲,没有人被委托承担这项工作。滑稽还是令人沮丧?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悲喜剧?我们不要忘记,正当负债水平居高不下时,应使用货币政策刺激通胀,那么债务价值将随着时间流逝而下降——换言之,债务自动流失了。但欧洲央行的使命是什么?保持低通胀率,而不是高通胀率。因此,欧洲央行仅用一条腿站着,另一条腿却倒挂了起来。向那些设计欧洲央行的人表示祝贺。

第二个矛盾是,欧元区没有实现财政一体化。此时,各国负责征税,对税收收入的消费拥有决定权。在美国和中国,各州和各省也使用共同货币;但中央政府管理者财政收入和支出,换言之,发生转移。相似地,欧洲也需要一个中央机构,负责征收和管理所有财政收入和支出。你可以试想以下情况:每个月,一位德国税务员,代表中央政府机构,前往希腊或意大利,要求每位市民和地方公司缴税。当然,这是欧洲政治家的梦想,但普通市民将不会接受。

共同货币区的第三个条件是全民流动性。理论上,在欧元区,人员可以在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但实际上,由于语言、文化、社会和政治差异,人员流动并没有那么容易——中国人从北京移居上海要比意大利人从罗马移居慕尼黑容易的多。譬如,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的人民全部迁出,在政治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引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例子)。但在欧洲,如果所有人从比利时撤离,前往德国,就没那么容易接受了。缺乏财政一体化,没有完全人员流动,以及权力混乱不清的央行,欧元区的可持续性实在不容乐观。

此外,欧洲民主遭遇倒退,让人不禁生疑。不久前,希腊人民长达数月的暴乱和抗议使政府作出回应。他们决定举行公投,让希腊人民决定是否希望继续留在欧元区,还是退出欧元区。在声明宣布不久后,希腊总理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和国家政治界的批评,引发骚乱:看起来,全世界已经习惯了独裁体制,固执地拒绝让市民作出决定。这样的事发生在拥有全世界最古老文明的希腊,实在是讽刺。这种情况实在好笑:公投——民主的终极形式——可能不适合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的经济衰退期。民主也适合艰难时期还是仅在繁荣时期有效?欧洲国家必须给出明确的答案。

我认为,欧元区应该解体,或至少缩小范围:短期来看,这是痛苦的决定,但能够创造长期收益。为了挽救欧盟,维持经济发展,我们应该牺牲欧元,牺牲政客的言论。在最近的欧盟会议上,英国对某些提案采取了消极的回应,清晰地显示了欧盟层面开始隐现的紧张关系。未来,当满足条件时,可以重建新的欧元。也许,那是,决策者能够重新思考欧盟县长,斩钉截铁地纳入“共同的基督教派起源”,强调成员国共同文化背景的重要性。

欧元解体之后,各国将重获实行财政政策,关注自身竞争力的自由。他们能够使用富有竞争力的贬值来促进出口,设定自身的通胀率目标,决定刺激经济的方式。与此同时,我希望指出,中国不应该救助和购买欧洲国家债券;这也是短期的解决办法,不能根治问题。欧洲经济危机是结构性问题:它看起来是金融未尽,但事实上,这经济发展模式危机。

(本文作者系全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金融系副教授)。本文中文版首发于《财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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