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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封建逃避主义

由 Paul Peters 执笔

在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奇妙世界里,我最初就职于一家迅速成为清洁服务佼佼者的公司。经人力资源外包机构成功斡旋,这份工作要求从业者在“场内”经理清晨拨号交换中央系统和笔记本内的精简版本的最近更新时在场。IT经理对“调制解调器的传送装置”引以为豪,一组12个电话拨号软件能够让数名经理同时拨入。深入了解潜在的“秘密”之后,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阻止活跃呼叫的交通灯系统,同时向某一台笔记本电脑来回发送微型清单。该项任务完成以后,接起下一组电话线,以此类推。这种结构的最显著部分就是设计各种可能的错误,已经识别出大概40处异常情况。然而,当发生异常时,却没有采取有效纠正措施,而是弹出了“请咨询服务台”的窗口,别无其他,甚至连一个电话号码也没有。那位在服务台工作的家伙大概30多岁,每天超负荷工作,当地政策似乎使他服务的国际系统整合公司变成了一家人力资源外包公司。虽然工作本身微不足道,但出于莫名的原因,这位可怜的同仁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不堪重负的他几周之后请了带薪病假,再难觅踪影。

在职期间,公司的工作环境演化的极其恶劣,某些经理试图主宰底层员工,提出穷凶极恶的要求,无法实现的目标,偷偷摸摸地安排事情,使得所有问题都是别人的错。大多数人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机械的工作,另一些人似乎极其绝望。最终,在快速增长期,上层管理者与一家大型人力资源外包公司达成协议,出售5万名清洁女工,再以更加廉价的条件重新雇佣,即更少的权利和更低的工资,尤其是苛刻的病假和养老金条件,现在,养老金基本上已由工人自己和社会共同承担。几年后,该公司被收购,如今,50多个国家的53万人直接或间接地为这家公司服务。

大约一年前,这家清洁服务公司差点被雇佣者大约75.7万人的“物业管理”公司收购。两家公司在过去20年间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然而,即使查看收入数据,在支付员工工资以后,还能盈利,却是个谜团。他们一定作出了某些安排,向他们的工资低于最低标准。

我就职的临时人力资源公司已经成长为全世界第二大的公司,每天在40多个国家“调度”大约50万人。之所以称为第二大,是因为最大的公司每天“调度”大约70万人。

将这些数据汇总发现,在过去20年间,萌生了一个新的现象。超市链、零售服务、邮政服务、食品服务、清洁服务、安保服务、医疗保健服务、临时工服务和军事服务——美国和中国军队堪称最大雇主。

我的祖国荷兰1814年取消了奴隶贸易,尽管经过50年至100年以后才传播到荷兰殖民地。1863年,苏里南“解放”,1859年,印度尼西亚直接管理的地区“解放”,被间接管理的岛国上的奴隶交易持续到1910年。在长达数百年的奴隶交易史中,大约1,100万人从一个大陆被贩卖到另一片大陆,首先从欧洲的奴隶和农奴池,进而扩展到非洲和亚洲。19世纪早期,拿破仑颁布国内法典,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以土地主利益为基础,包括贵族、牧师和农民。尽管存在公会和工会,或重商主义,这些新的“理想”建立在现有社会秩序的顶端。民法典没有取代封建主义,而是拥护它,指明了新的方向。市民等理念复苏之前,大多数人只是“农奴”,即拥有某些最低级权利的奴隶,比如庇护所和食物。“农奴”属于土地,奴隶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买卖。比农奴高一等的是自由人,通过支付租金或税费维持人身自由。

随着自有劳动者、农奴和奴隶的小王,合同工开始取而代之。过渡极为简单,他们的奴隶被置于国家的监管之下,需要为前雇主再工作大约十年才能获得自由。在这些年里,他们被迫签署雇佣合同,以避免劳动力大批离开。第一个大型雇佣代理体系诞生于1863年,即“美国移民公司”,旨在确保为众多美国雇主提供劳动力和技术工人,进而向雇主收取各种服务费,同时向一些欧洲应征者收取少量注册费。尽管负责工人的交通费,该公司通过从工人的工资中抽成以弥补这些费用。这逐渐成为广泛的商业组织形式的“契约奴役”,换取食品、住所、工作和交通的固定期合同。抵达殖民地以后,大多数移民不得不与他们谈签与一般奴隶制无异的合同,只是“契约”合同具有终止日期,他们被误导、或哄骗达成了这项安排,但不是被迫。

如今,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劳动合同也没有大多数欧洲国家那么严格,每年“部署”大约1,290万人,每天280万人。美国军事领域以外,五大美国雇主雇佣者540万人。

不同技术分支,包括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机器人工程、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的融合趋势加速了彼此的发展。据预测,在5年到10年之内,机器将能够匹敌人类智慧。它们不是利用智能博弈程序,而是自我意识的学习型机器,具有意识的虚拟有机体。随着大多数简单体力劳动的自动化,越来越复杂的脑力劳动也将逐步被取代。聊天机器人已经取代了服务台的工作,客户满意度已经远超过一般离岸服务中心。通过模块与即兴凝聚集合(即插即玩)的虚拟有机体能够通过连接某些域的预先定义的本体获取知识。作为适应性的学习机器,他们能够取代前台、中台和后台的职能,比如行政秘书、会计和项目经理。

2015年,想象一个虚拟会计师—服务器,输入网址即可使用,全天候服务,智商130,将其大脑切分,一半睡眠、白日梦、学习,其他部分负责工作,并且随时在线。订购虚拟FTE的成本仅是一个人的四分之一。由于汇集和相辅相成的技术的积极回馈圈,AI一代无需花费20年,仅需4个月,即每年更新三代,每一代的工作能力都将翻倍,每年8倍。然而,CPU的效能每两年翻一番,网络承载能力稍快,每年增加16倍。
2015年,以每位会计师的价格,你可以获得4位虚拟会计师。2016年,64台机器人,2017年,1024台机器人,2018年,16,384台机器人,2019年,262,144台机器人。2020年,以一个人类会计师的价格,你可以获得4,194,304位虚拟会计师。那么,请一位虚拟分析师、虚拟经济或虚拟管理咨询师怎么样?

通过现行的自动化、机械化、机器人化、计算机化和数字化,我们极大地提升了效率,2030年,全球的工作岗位将减少20亿个,很多工作将被虚拟的兄弟姐妹解决。

今天,成千上万人正生活在名副其实的奴隶状态下。不计其数的人俨然现代版的“契约农奴”。

不仅机器需要人权,人类同样需要人权。

民主理想是一个奇妙的潘多拉盒子,正如柏拉图所言:“民主是极富魅力的政府形式,充满多样性和混乱,向各种平等和不平等的人们传播平等。”亚里士多德说,自由式民主形式的政府的基本原则。为了使“大多数规则”起作用,必须实现自我决定,人们在数量上平等,而不是价值上平等。然而,为了实现自我决定,人们需要避免统治他人。

西方政府不是民主的政府,而是多元政治,具有明显寡头倾向的代表体制。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民主理想,正如道家理念的“无为而治”,不能强迫他人。这篇故事的道理留给读者斟酌。也许,“咨询服务台”吧,但电话的另一端会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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