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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

国门之外,只有专家熟悉周永康。周是一个大姓,周先生留给人们的形象是黑色着装、黑色头发、严肃的表情和极少微笑。他与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区别。他在共产国际的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他的政治生涯漫长而辉煌。2002年至2007年,周永康任公安部长,之后晋升为中国权力最高的九人之一。每个人肩负着1.5亿人的福祉。周永康曾是一名警察和法官,负责秩序、法律、谴责和内政。他拥有强大的权力和巨额预算,凌驾于众多法规之上。他掌握着官僚和市民的命运,以及社会网路、知识分子的言论和少数派的存亡。他向总书记负责,但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

新领导人习近平将周永康逐出了2012年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的新政治局,并剥夺了其最有效的保护来源:任命其继任者的可能性。在展现权力的过程中,他甚至将常委人数降到了7名,每人承担着对2亿人的责任。周的政治生涯终结于2013年7月29日,共产党对其展开了“涉嫌违反纪律”(腐败的代号)的调查。我们不应混淆这样表达的重要意义;在中国,推迟审判和判决之间没有矛盾。其实,判决已经写出:对于周来讲,调查是致命的布局。多年来,关于违法牟利、转移非法资金、偏袒自己控制的企业和家人享受特权的疑虑与日俱增。周永康将其触角伸向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建筑业、政府采购和军工产品合同。看起来,党内位高权重者的不可触及也适用于他,公认但不可言喻的豁免权,团结的契约:当你达到权力巅峰,你便会凌驾于法律之上。共产党将近百年的历史从未发生过针对领导人的腐败指控。在他之前,1976年四人帮曾接受审判。罪名或高尚或悲惨:党派之争、修正主义和屈服于国家的敌人。腐败是二等罪行,理论上在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他们被指责持有错误的政治立场,而不是非法牟利。对他们的谴责是积累权力而非财富。习近平向腐败开战。目前取得的结果令人震惊和倍受鼓舞。据悉,自2013年以来,大约20万以上的官员遭到惩处,包括部长、地方领导人和省级干部。其中将近70人已经自杀。连带损失是奢侈品(主要的礼品选择)销售的下滑。共产党为什么发起这么强劲的反腐行动吗?什么时候会结束?反腐行动会造成社会动荡吗?这位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描述局势的复杂性或许可洞悉一二。

1)     不可持续的局势。腐败是社会主义的最大矛盾;它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象征。首批领导人积累了权力,但没有培养声望;他们以不平等和社会差距为由阻拦了全球化的优势。如今,中国创造了难以估量的财富,但社会无疑更加不平等。基尼系数 - 衡量财富分配的指标 – 超过了平均水平,甚至高于资本主义的圣殿美国。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它是非法侵占的根源,不付出任何代价地干预大量资金找到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地。我们不应该天真地认为腐败是新兴现象。腐败与权力紧密相连,优势缺乏制衡的一党制国家。然而,它的新奇之处在于两点:其主体和萌生的抗议。任何认为发展将促进民主和透明管理机制的人都应重新审视。如今,8,500万人是共产党员,占全国人口的6%。新兴社会阶层已经被允许加入共产党:企业家、知识分子、爱国人士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建设者。工人和农民的传统遴选标准是一个历史障碍。如今,人们入党创造和分配社会财富。他们拥有特权,获得机密信息和灰色融资渠道,藐视农民做出的牺牲。它是敲门砖和保障。党实施干预措施,以防错失良机。容忍的底线似乎已经被突破,因为真相已经不能通过沉默和宣传掩饰。社会网络是无情的;政府支持记者解释非法活动。莫名其妙的高生活水平、特权阶层子女在外国院校学习或娱乐,与滥用职权的冲突好不掩饰。穷人没有威胁社会,而是那些被边缘化的人,意识到不公平的人和反动分子。中国出奇地稳定,每个希望实现和谐发展的国家都应加以借鉴。然而,抗议活动也在不断增加。根据香港的人权组织披露,2013年与执法机构的冲突增至16万起,虽然数量仍然有限。打击腐败意味着挽救国家,至少是共产党的领导职能。党的创始人援引“天命”实施统治;他们不希望被哪条新闻击败。习近平与周永康在政治局工作多年。习近平与他分享最重要的决策和辩论重大问题。如果习近平不再保护周永康,意味着情况切实艰难和不可原谅。自周永康接受调查起,纪检委首次没有称周为“同志”。

2)     唯一的掌舵人。习近平选择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道路来获得人格魅力。他的背景是理想的,人生经历无可挑剔,他的家庭不会受到批评。反腐圣战彰显了他的强势和善意,能够倾听抗议和保持国家的均衡。他的决心似乎是坚决的,但也不乏选择性和必要性。从目前来看,他同时代表政府和反对派。他需要对抗腐败,以彰显和强化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亦是如此,他不畏日本、美国和南亚十国的反对重新燃起中国在南海的野心。 公众对他的认可是有利的。他将经济增长与全球尊重和民主主义相结合。他需要这样做,因为共产党总书记 – 世界第二最具权势的人——是相对弱势的。他的继任没有唤起历史上的政治斗争悲剧,其中胜者入朝堂,败者入囚笼。 中国需要稳定和团结以实现发展。为此,党领导人成为各种意见或不同利益的综合体。他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堂勾勒的路径的最佳人选。中国的需求决定了政策。掌舵人必须是一个睿智的自动导航员。为此,矛盾被隐藏,丑闻被掩盖,腐败被控制。今天,这样做已经行不通。尽管他的运作空间有限,总书记决定冒些风险,对党他领导的共产党的一部分群体。这是警告和勇气的信号。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将5860亿美元的注入金融体系,为全球需求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但因出口剧降而势头减弱。目标是促进消费和技术投资,以改善生产机器,使国际经济免于国际危机的冲击。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庞大的资金流向那些确保获得丰厚利润的领域。越来越独立的地方政府不断征用土地,盲目分割,最终助长了房地产泡沫。企业所需的资金却是杯水车薪,同时影子银行的灰色操作趋势不减。政治上受保护的国有企业继续避税和获取利润。中国打破了无数的记录,但始终是在量上:庞大,有时是毫无用处的钢铁、玻璃、水泥和鞋履。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从购买力平价角度)能够忽视资本的目标吗?奉行儒家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的社会能够忽视指导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为此,习近平正在打击腐败,创建更加强大和更具凝聚力的党。如果他不能根除腐败,至少是能够削减和控制腐败。

3)     戈尔巴乔夫效应? 什么是最岌岌可危的?分不清好与坏,从而不分良莠统统摒弃。如果腐败是地方病,打击腐败意味着动摇滋生腐败的组织的根基。将畏罪的领导人关进监狱可能会激起家族仇恨、报复和临时性的联盟。如果腐败是无法动摇的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中国深知革命将不利于后代,警察的全能 – 从罗伯斯皮尔到贝利亚 – 是短暂的;政治将重掌主权。这就是北京的阴影永远属于戈尔巴乔夫。在中国人的眼里,苏联工党前书记破坏了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全世界最强大的党。他希望改革不能改革的体制;他试图在没有准备好的国家推行民主。他的初衷的高尚的理想,而历史证明了他的错误。中国做出了类似的回应。但问题太过严峻而无法解决。中国领导人证明比苏联更加睿智,更具远见。他们仅面对可以掌控的领域,比如经济发展和吸引投资。他们推迟了政治体系改革和多党制度。他们促使政治做了一个U型转弯,但保持了过去的象征和机制。如今,它面临着新的挑战,但失败的危险高悬着。反腐是巩固中国的里程碑。习近平似乎决心尽力推进反腐工作,只要能力可及并不会陷入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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